引言

 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3至8节中提及不少服侍的恩赐，其中有预言、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和怜悯人等。这些恩赐是神恩典的彰显，也使得我们在教会服侍的过程中更加得力。正因为如此，许多基督徒甚至教会同工常以拥有此类恩赐为傲，将其视为衡量自己属灵生命好坏的量器。这一做法的直接影响，就是教会中同工之间时常会发生高举个人的危险，信徒跟着一些所谓“有恩赐”的人身后，教会缺乏凝聚力。于是，教会的中心开始转移到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教会四分五裂也就不成其为教会。这一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是因着信徒平时对保罗信息的草率和马虎了解所致。教会需要合一，但是这合一不是停留在“不要吵架”“抱团”“同一声音”等层面，而是以“神”为中心，以“恩赐”为架构，以“人”为本，让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4:15-16)因此，笔者将回到《圣经》文本，通过对书卷的背景、经文的语境、语法结构以及字义等的研究，探寻这些恩赐及其背后的意义，以观其对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以及“宗派后”的中国教会之合一的影响。

一、《罗马书》的背景及内容

在《罗马书》开头的问安中已清楚指出保罗为本书的作者，这一点在学术界中并无异议。 一般保罗书信在开始部分就会将作者和读者的信息和盘托出。但是，在《罗马书》中保罗直至第7节才娓娓道出收信的对象为“各位住在罗马，为神所爱，蒙召的信徒”（罗1:7）。从经文反馈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确定读者是罗马教会的人，其中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罗1:13，11:13）。但是即使存在这样的差别，笔者认为《罗马书》依然是一封不折不扣的的书信。因为从1章1-17节内容来看它仍是具有保罗书信的格式且书信的基本要素都在。当然，也有人对此书信的性质提出温和的质疑。比如，耶维尔认为“我们必须要问罗马书是否一封真正的书信”，随即他指出虽然正文部分有破坏书信结构的嫌疑但是书信的整体结构仍在。因此，耶维尔认为《罗马书》并非一致的以书信文体写成的。 关于保罗写作的时间，普遍认为保罗在希腊作三个月的停留时写了罗马书，时为公元57年，是他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快要结束，在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探访之前。 对此，我们可以从保罗的送信人坚革里教会的非比得到确认，因为坚革里是哥林多对开的一个港口，又因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密切。关于保罗写信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因为保罗希望探望他们（罗1:10-15）；二是保罗希望去西班牙开展一个新的宣教计划（罗15:23-31）；再有，他提到请信徒为他此行祷告，因此他害怕到耶路撒冷会有一些不顺从的人对他不利，所以，他要求罗马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使他可以脱离不顺从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帮他们处理因饮食和受节日的规矩引起的纷争（罗14:1-3，21）。

在本书信的开始部分，保罗向罗马信徒介绍自己并带出问候（罗1:1-7）以及自己的感恩与分享（罗1:8-17），而“福音”二字贯穿其中。同时，保罗也带出“坏消息”，即全人类都犯了罪。“保罗以‘坏消息’作为全书论述的起点：先从传统有大人说法来评论外邦人（罗1:18-32），然后转过来对犹太人说，指出他们也没有借口（罗2:1-3:8）”。在这一部分，保罗通过铺垫、对比和问答等形式以突出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皆为有罪，因此全人类都需要神的义（罗1:18-3:20）。接着，保罗以《罗马书》三章21至22节的信息为一个转折点，详细给出解决方案，神藉着耶稣基督使人因信成义（罗3:21-4:25）。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所以”二字带来因信称义的四个结果（罗5:1-21）。因此保罗鼓励信徒不要再犯罪，对称义之后该如何生活进行讨论（罗6：1-23）。值得注意的是在第6章中保罗特别藉着神学观念勉励信徒的实际生活。在第七章中保罗接着讨论律法虽为良善但无法帮脱离罪恶。与之相对的是保罗在第八章对圣灵帮助我们过新生活的讨论。总体来说，信徒称义之后理当有新生命的释放（罗6：-8：）。在第九章至十一章中，保罗为神的话语辩护以证明神的公义，同时也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并表示即便如此神并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罗9：-11：）。藉此保罗带出救恩的道理：神愿意犹太人也愿意外邦人得救，犹太人要正确认识不要以为唯独他们有救恩，外邦人也不要认为犹太人已经被弃绝。之后，十二章的“所以”二字暗示前面的讨论为这一部分内容构建基础。在这一部分保罗主要是关注个人在基督徒群体里的关系（罗12:1-15:13），其中有信徒生活的基本原则（罗12:1-13:14），以及对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问题的处理（罗14:1-15:13）。保罗结束《罗马书》的方法，和他开始所用的方法一样：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树立榜样，要先为他人着想。最后以保罗的问安、颂赞结束本书（罗15:14-16：27）。

二、经文的上下文背景及释经

（一）上下文背景

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开始，《和合本》译为“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其修订本中特别在“所以”与“弟兄们”之间加上逗号以突显“所以”二字。在NASB中，它依照希腊文原文采用“Therefore”这个连接词，翻译为 “Therefore I urge you,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无论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都无一例外的使用“所以”。这个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连接词，它暗示前面的神学讨论（罗1：-11：）是保罗劝勉行为的基础（罗12：-13：）。在十二章1至2节保罗带出一个基本原则，其讲论对象是一个群体——“弟兄们”。这一基本原则即透过心意更新而改变自己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但是更新改变需要信徒去察验神的旨意，因此什么是神的旨意成为一个关注点。在十二章3节开始保罗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罗12:3)。首先，保罗劝勉的对象由“弟兄们”变为“你们各人”。这一改变在NIV的翻译更为清楚，“I Say to every one of you”。也就是说，保罗接下来的一段劝勉是针对个体在群体中的生活。其次，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自高自大。这也是一个察验神旨意的先决条件。

在4至8节中是保罗对恩赐的论述，这一恩赐包括服侍的恩赐和教导的恩赐，且在这一论述中“合一”的主题十分突出；9至12节是关于“彼此相爱的道理”的论述；14至21节强调的是关于不可报仇，反要“同心”。在3至21节的经文中保罗从三个方面回应了何为神的旨意，即不可自高自大、以恶报恶，而要合一、同心和相爱。在保罗对基督徒的劝勉之中他特别对一个群体说话，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群体有骄傲的特性，并带出对罗马信徒之间问题的处理，方法正是上面劝勉中所提到的三个方面，合一、爱、同心（罗14:1-15:3）。

（二）对《罗马书》十二章3-8节的释经

12：3“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NASB中，这节经文在是以连接词“for”作为开始，以表明和之前两节经文的关联。在前两节经文中，保罗带出了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察验何为神的旨意。如今保罗针对罗马信徒个人在群体的生活中发言并给予细化。保罗能够凭着所赐的恩说话，这恩是神使他成为使徒的恩典。换而言之，保罗说话的权柄不是在于他自己，而是在于拣选他的神。结合经文背景就知道保罗的发言是针对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各自的骄傲。所以，这是有针对性而非一般性的教导。保罗教导这些人应当“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也就是不要他们骄傲，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也有学者根据希腊文原文将其译为“不要对自己想得太高，过于所需要的”。所以，这里可以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看为高是应当的，有需要的。个人能够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是与信心有关。但是，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要照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的大小”与下面要提到的恩赐更为紧密，且多数的版本、译本和注释都在这句话的前面放一个逗点，后面放一个句点。加尔文则以“界限”二字很好的诠释这节经文。在他看来，保罗在此是要禁止信徒为自己担负在呼召以外过重的负担，因为上帝所赐的恩惠不同，所以要在信心范围之内，规定自己的行动。

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这节经文在NASB中同样是以“for”开始，以说明这节经文与上节经文之间的关系。所以，“正如”二字是对上面经节的解释，是通过打比方的方式，以解释谦卑的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在这节经文中，保罗用了“一个身上”和“肢体”以及“个体”和“团体”的关联，表达彼此相属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肢体的功用不同，但这些肢体都在一个身体上而需要互相搭配。这是“身体的群体性”的表达，亦是合一精神的突出表达。

12：5“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在《和合本》修订本中这句话被翻译为“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作肢体”。在修订本中，“也是如此”被翻译为“这样”置于经文前端，与NASB的“So  we” 是契合的。这充分反映出第4节与第5节经文之间的平行关系。上文的“身子”在这节经文中进一步解释为是“在基督里”的群体。这样，我们这许多的人是因着基督而成为一体的。有学者这样解释道：基督徒得救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事，人一相信就成了整个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他就要发挥肢体应有的功能，尽肢体的责任。所以，互相联络所体现出来的是在团体里的彼此搭配。与上文相比，更进一步的说明身体和肢体之间的关系之于我们的意义。对此，加尔文指出，蒙召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身体，建立联合的关系，各人所有的能力是不能取代的，它们是为了促进全身的利益。

所以，4至5节经文实际上就是在看自己合乎中道的前提下所带出来的“肢体”与“肢体”、“肢体”与“身体”之间的正确关系。这种身体与肢体的论调一般可见于哲人的论述中，可是，保罗却以此指出宗教团体之内每一个成员在身体内各有独特的作用，保罗或许是头一位作者。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在上文中，指出“身体”和“肢体”的关系的同时，也暗示一个身体中的不同肢体存在不同的功能。总体是指在所给恩赐的范围之内侍奉。所以，在这节经文中保罗继续指出作为肢体的基督徒的恩赐各有不同。这不是说一个人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恩赐，乃是说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和别人的恩赐不同。保罗首先提到的恩赐就是预言。在古代犹太教中大多认为，这乃是神的“附身”，在当时非常罕见。但保罗认为，这些恩赐都是神添加的能力，而预言只是各种恩赐之一。“新约圣经的预言关涉到对群体宣告讯息，那是神为了造就教会而启示给先知的（特别见：林前十四3、24-25、30）。先知所启示的真理并不带有使徒所教导的真理的权柄，因为先知的话语必须被其他先知查验（林前十四29-32）。”虽然对“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的解释有分歧，但是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信心”应与前面所提及的“信心大小”意思相近，应指从神领受多少就说多少。

12：7“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之后，保罗接连提到两种恩赐。首先是作执事，这里的“执事”一词加尔文认为是指圣职头衔，但不少学者都认为应该翻译作“服事”而非“执事”。因为对比上文并未提说“作先知”而是指出“说预言的”，所以，保罗所强调的不是圣职头衔，而是服侍的方式。下文也是如此，保罗所言的是作教导的，而非直言作教师的。因此，在《和合本》的修订本中将此处修订为“服事”，且这里的服事并无特别的修饰语，所以，应可理解为普遍性的服事。再有就是“作教导的”，就是用口作为教导的。这两个恩赐保罗均提出了“专一”的要求。言下之意，就是劝勉信徒不要逾越自己的恩赐，做一些份外之事。“虽然预言和教导都是话语的恩赐，为要对教会进行劝勉，它们之间却有不同。我们已经看到，‘预言’有种启示的基础；先知乃是讲神‘放在他的口中’的话。另一方面，‘教导’则牵涉到把教会所保存的福音真理传递出去。再次，保罗所关切的是要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忠心地使用那恩赐。”

12：8“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前一节经文以分号结尾，这里保罗继续讲论恩赐的功用以及恩赐的运用。与上文一样，保罗再度使用“专一”一词来勉励有劝化恩赐的人。在原文并无“专一“一词，但含有这个意思，即恩赐应当专心投入，保罗一连使用三次“专一”，可见“专一”是保罗教导中所看重的。接着保罗提到“施舍”，有学者特别提醒，这一恩赐运用的命令，并非只是对物质有所匮乏的人发给金钱等。从原文看，这里使用的是一词，有“给”“分给”或“分享”等意思。“分享”意味着分享的东西并不局限于钱财，而“施舍”则将范围缩小。所以，有学者提出，这里应该译为“分享”更为合适,且是诚实而不带任何不良动机的。“治理的”应该指的是有领导才干的，所求于他的就是“殷勤”，即热诚。最后是“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恩赐以一般性的意义来理解“把任何施怜悯给他人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像是探访病人、怜悯年长的或残障的人、帮助穷乏人等。”这一恩赐的提及，也为之后关于“爱的教导”的经文做出铺垫，因为怜悯之心必须和怜悯之行相配合。

在《罗马书》十二章3至8节中，保罗指出了各种恩赐的运用，但其前提是必须谦卑并建立合一的关系。另外我们要特别留意，在保罗所列举的恩赐中特别使用了“七”这个富有丰富含义的数字以象征神恩赐的包罗万象。所以，我们不该以为只有这七种恩赐而限制了神丰盛的恩典。

三、处境关联

自从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在获得重生和复兴的同时，随后也变得四分五裂，宗派林立。至十九世纪时，基督教迎来宣教的黄金时代。这一宣教运动，伴随的是西方政治的全球扩张和殖民手法，于是，基督教内部的矛盾日渐凸显。当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它与当地的原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发生了冲突，“教案”迭起，加上各个教派之间的在核心教义、传教区等问题上的分歧，不得不使各宗派通过“本土化”“自立”等方式寻求发展。同时，各宗派内部进行整合、协调，以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如1819年设立的“伦敦秘书协会”，1846年成立的“福音派联盟”，1885年德国新教宣教团体常设机构等。类似的联合运动于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印度等地也同步开展，并促成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再合一运动的发端。

（一）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

二十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神学基础，“自阿米尼乌斯主义（Arminianism）经自然神论(Deism)到施莱尔马赫(Fridrich Schleiermacher)提出‘基督是一个原型人，是人类的完美模范’，主张通过人的理性和知识解释与理解圣经，建立起与正统信仰原则相悖的以人为中心的自由派宗教信仰体系。”作者认为这一思想的作用在于它改变了基督教对其他宗教和教派的看法，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宣教工作的重点由人数的增长转向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宣教内容也较注重对现世生命的拯救。这一看法有其道理，但基督教福音派的思想中也有对社会的责任、宗教的宽容等，并非全为自由派思想的作祟。为此，这一运动的发起人约翰穆德（John R. Mott）提出“使世界上每个人都感受到上帝触手可及，为其明智的皈依基督创造可能……我们有责任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因为这是基督的旨意。”1910年，“世界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此次会议被看为是二十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开端。此后，有1921年成立的“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1925年召开的“世界基督教生活与工作大会”、1927年在洛桑召开的“世界信仰与体制大会”，直到1848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世界基督教协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至今，这一组织仍为教会合一运动的核心机构。

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教会合一运动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自十一世纪、十六世纪大分裂后的基督宗教的合一，以及切实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以致在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内容包括：人性基础上的信仰反思、理性基础上的思想重建、社会关怀上的实践定位。特别是在社会关怀上的实践定位，应对的是世俗社会一系列问题，如战争、和平、公平、正义、环境保护、生物技术、堕胎、安乐死、婚姻家庭等。在这些方面，保罗说“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等教导就是对教会合一的最好的《圣经》注脚，今日亦不例外。

1. 中国教会的合一之路

   180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成为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揭开了基督新教的在华传教之旅。尤其在1840年后基督新教的“福音”，更是大规模传入中国。只是“福音”的到来并没有让中国人喜出望外，在国人的观念中基督新教是乘着外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而来，因此，基督新教也常被称作“炮弹上的基督”。在保教条款的庇护下，教案时有发生。在这种的情况下，中国基督新教该何去何从？

   1907年，纪念基督新教来华100周年的“百年传教大会 ”于上海举行，在这次大会上传教士第一次提出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问题。大会主席之一的汲约翰作了《中国的教会》的专题报告，并从改变教会形象，更有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角度出发，提倡教会实行“三自”。在百年传教大会的背景下，开始出现不同区域相同宗派、相同区域不同宗派的联合。1912年的“中华圣公会”，1917年的“中华信义会”都是在此背景下先后出现的。 此后，于1920年，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进一步推进和协调教会之间的联合运动。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即是20世纪前二十年各宗派教会联合运动的成果，更是之后二十余年各教会联合协作的起点。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它涵盖全国大部分地区教会及宗派，其目的是达到中国教会的合一。 但是,诚静怡却认为中华基督教会的出现并不可能使其他教派消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派合一，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教派。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教会合一运动被迫中断，合一运动也变得有名无实。

   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宗派林立……种种艰辛和探索，使国内教会的领袖们认识到，唯有割断国外的别有用心之徒与中国教会的联系才能保证教会走自己的道路，这样教会才能和谐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新教为摘掉“洋帽子”这一极为负面的形象以及摆脱西方差会的控制继续不断探索。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基督新教爱国领袖先后三次与周恩来总理反映基督新教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并探讨和形成“自治、自养、自传”的初步意见。7月，在吴耀宗先生的倡导下，中国基督新教正式发声并提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1954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先生被选举为主席。自此，正式拉开三自爱国运动的序幕。

   在三自爱国运动背景下，1958年以来中国教会实现了联合礼拜，从而进入了“宗派已过”的时代，这在世界上可视为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所以能做到这点与中国国情及文化有关。王作安称其为“迈向合一的重要一步”。联合礼拜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开拓的路子，也是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必由之路。段琦教授认为实际上，中国老一辈有民族气节的教会领袖，神学家早就根据中国文化素有的主张“调和”、“求大同存小异”等特点，认为中国教会应该摆脱西方传教士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宗派主义，走合一的道路才会有前途。对于教会合一，赵紫宸也在其论文《中国基督教会改革的途径》特别指出面对宗派林立，我们应该具备“用爱心创造合一教会的爱”等真知灼见。

   中国教会的合一之路，正好体现了保罗所教导的基督徒所当持守的重要原则：谦卑、爱、同心、合一等。中国教会的先辈们，并非全能手，也并非救世者，而是在圣灵的感召下，蒙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宝血的救赎，“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相互搭配，共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们用神所赐的恩赐，或专一教导，或专一服侍，或专一施舍、怜悯，或专一治理。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时，这些恩赐一样不能缺！今日之中国教会得以建立，谁人敢说这不是先辈们的辛劳？谁人敢说这不是如同云彩般围绕我们的见证人？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辈的事业未竟，来者仍需努力。

   四、神学反省及应用

   有人认为，《罗马书》是一份不受时间规限的论文，是超越时间的“基督徒教义手册”， 尤其是奥古斯丁在其《教义手册》中不断引用《罗马书》；马丁路德则称其为“最全备的福音”，值得每一个基督徒每天不断的背诵和揣摩。受到这些神学家的推崇，使得不少基督徒将《罗马书》作为保罗的一本神学读物。但是，通过上下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对预言、服事、教导、劝化等恩赐的罗列并非是要将这些恩赐论资排位，而是要宣告神对信徒之间彼此谦卑，互相搭配的合一的心意。也只有当信徒各司其职发挥其独特的功用时，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才能得以完全。所以，这一教导是有针对性的，因为保罗所表达的合一精神正是罗马教会所没有的。这一点，在《罗马书》十四章中就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保罗的神学观念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解决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之间的实际问题，并借此显示出其特别的写作方式，即从神学基础的建立到树立信徒生活的原则，最后再解决当时罗马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从《罗马书》十二章的“所以”开始就揭开了建立信徒生活原则的部分，这是他所了解的基督徒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1-16节相平行。其中1至2节给出信徒生活的基本原则，随后在3至8节道出上帝的旨意之一就是信徒在谦卑中彼此配合的“合一”。重点在于“第3节里的命令：基督徒们‘要以审慎的判断来看他们自己’。这命令的基础就是第4至8节里所讨论的，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多样恩赐和它们的使用。了解基督徒们在一个身体里互为归属，同样都有神的恩典（第5节）和信心（第3、6节），这有助于遏阻对一个人的个人地位或事工产生夸大的想法。对于基督身体的每一成员所作重要贡献的认识，也能使一个人不致自视过高（或过低）。”因为，当时的罗马教会中犹太人及外邦人都有各自的骄傲。所以毫无疑问“谦卑中合一”也就成为解决冲突的重要部分（罗14：）。也许，在我们看来保罗的处理方式有些大费周章，但是在保罗看来这些都是必须的。

   纵观保罗在《罗马书》中的神学的处境性，可知其对教会问题的处理方式并非简单粗暴地命令信徒要做什么，又不做什么。保罗从其深厚的神学功底出发，继而建立指导信徒实际生活中处理所产生的问题之原则，其每一教义的带出都有前因后果，并可以将之普遍化。因此，我们不该将《罗马书》肢解成为一部教义手册，让这种错误的观念阻碍我们探寻真理的脚步。同样地，这一普遍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建立中国教会的神学观点以及对中国教会作处境化的思考。

   首先，是“一与多”的问题。保罗在经文中用人身体的意象来说明教会中基督徒群体的多样性及合一性。保罗根据身体合一性的假设，主张要认识到在那一个身体里面一种健康的多元性的必要。这个“一”，是“体”的“一”；这个“多”，是恩赐的“多”，也是“用”的“多”。“作为教会，它同样有一个实体，这就是基督。”赵紫宸等老一辈中国神学家对此感悟颇深，认为解放前对教会之“用”做的太大，以致把教会之“体”缩小了，因此中国教会出不来头等的神学家。今日的中国教会之“体”，必定是基督，是“一”，这个没有任何异议。但今日教会缺乏凝聚力，是因为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乃是在基督里的“一体”，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高举自己，高举自己的恩赐而没有高举基督。除此之外，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肢体的配合，恩赐便无法得到好的发挥。这就是保罗对于上述恩赐的列举的意图。神的恩典是丰盛多样的，我们不该限制神所给予的恩赐。但是，无论是何种恩赐惟愿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在耶稣基督里存谦卑的心，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藉着教会的合一彰显神的荣美！极端灵恩派的问题在于将恩赐视为“一”，将带领者的属灵经历绝对化、可复制化，于是就要求信徒也追求和带领者一样的经历，最后便本末倒置。

   在汪维藩老师看来，1958年以后中国教会实现的“联合礼拜”是自路德改革以来，出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件新事。究其最深沉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贵“和”，并且是“和而不同”，是“大同小异”，如太极，如《周易》里的宇宙生成模式，如道家思想中以“道”为本的宇宙生成模式等。“联合或合一（union）绝不是统一（uniformity）；不同，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中国文化传统是求其‘和’，而不是求其‘同’；或者说只求其‘大同’，而不是求其事无巨细均须绝对相同。”因此，我们今天仍需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努力维护“联合礼拜”所结的果子，使“三自”精神继续发挥作用，引领中国教会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化”征程。

   其次，是 “高与低”的问题。基督教会之“高”，在于元首基督“升上高天”（弗4:7）“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2:9-11）“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西2:10）且在万有之上（西1:15-20）；基督教会之“低”，在于元首基督“先降在地下”（弗4:9）“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2:7-8）这一“高”和一“低”，辩证地将基督耶稣对教会的定位描写的淋漓尽致。然而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会发现自己身边能够谦卑之人是少而又少的，而好为人师、自以为是的人却大有人在；能处卑下者少，好居高位者多。保罗提醒我们，恩赐的运用是一种服事，而不是一种权利和地位的体现。所以，预言、服事和劝化等都不该成为我们标榜自己的工具。因为，这会与保罗所提的谦卑的使用恩赐的原则背道而驰。“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可10:44，以及平行经文）

   最后，是“灵与肉”的问题。保罗在经文中提到预言、教导，服事、施舍、怜悯等，在上述经文释义部分里我们已经提及，“预言”“教导”都是指向神的话语部分，可以说这是“灵”的；“服事”“施舍”“怜悯”等都是指向教会中的具体事工，可以说这是“肉”的。“灵与肉”的问题，在每个时代的教会中都是一个具有争议和容易走向极端的话题。今日有些极端灵恩者，往往标榜属“灵”的部分，即说方言，甚至说“预言”。但这种“预言”，却和巫师问卜差不多，以为自己能预知某人的未来，让无知的信徒乐此不疲，实则害人害己，危言惑众。而一些异端邪说却以“救恩”“恩典”之名教导信徒说神已赦免人一切的罪，之后我们身体若犯罪也不用担心，包括淫乱、宴乐等，因为神的“恩典”足以遮盖这些罪。这些都是极端的表现，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过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灵与肉”是灵性的丰饶与身体的安乐，这二者应当是和谐统一的，而不是简单的分离。此时，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神眼中“有灵的活人”。

   除了基督徒个人的“灵与肉”的平衡外，教会也当在“灵与肉”中平衡。教会的“灵”，顾名思义是有圣灵同在与指引的灵性生活，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话语的教导。至耶稣基督时，神的启示已完结。因此，今日“灵”的源头乃在于借着正典《圣经》而与那位永活的主连接，明白、遵循祂所说的话。“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2:5)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教会自然就向外展示“服事”“施舍”“怜悯”等这些“肉”的具体事工。这些对今日中国教会而言，就是努力做好基督教社会服务。从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到如今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有关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的规定，都给了我们大好的机会。基督教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不是说比别人做的好，或比别人做的规模大，而是自觉将基督的心意，保罗的教导实践出来，因为“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施舍的，就当诚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合一运动；从马礼逊到吴耀宗，从百年传教大会到三自爱国运动，从中华基督教会到联合礼拜的中国基督徒在教会合一上的不断探索，都表明人们对“合一”的向往和追求。但主耶稣基督知道人的软弱，于是在离世前才用“大祭司的祷文”为合一而祷告。今日有人认为宗派多了可以竞争，这很好。但《圣经》中尼哥拉一党的人，是先有行为，后有教训，用合理化的“教训”来掩盖之前软弱的“行为”。我们也如此，若有人认为回到宗派时代最好，说明这只是自欺欺人，为自己的软弱辩护。“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林前1:12-13)神所赐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新时代的工人，也当有新的气象，为中国基督教会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马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