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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漫谈
三自原则与基督教中国化
日期:2017-12-27    文章来源:原创    我要分享

             

从一个基督徒信仰要求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中国化的真正意义在于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也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神。沈以藩主教认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上的延续。为了保证教会的健康存续和发展,教会必须与周围的人,即社会、民族、国家的人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教会必须置身于中国人民之中,了解和分担中国人民的快乐和忧愁,命运和前途,奋斗和向往,这样才能真正在中国负担起祭司的职分。

在丁光训主教等老一辈的教牧看来,“三自爱国运动”所努力的就是基督教中国化。在19世纪末出现的有关“三自”爱国组织的存在是否已经过时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教牧人员认为,中国教会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三自原则”,“三自”组织建设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理由就是,中国教会若不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的现实社会相适应,就不可能增长和繁荣。对中国教会来说,三自原则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或是可有可无的议题,而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要素。

一、“三自”原则的涵义

“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所强调的是中国基督教教会自我身份的确立和教会治理主体功能的发挥。与之相反的就是,弱化自我,强调依赖别人。

中国基督教第六届会议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增进团结,落实‘三好’”。这16字的落脚点在于“落实‘三好’”,也就是说中国教会必须建设成有基督形象的,具有中国教会自身特色的教会,这个教会必须是团结的,爱国的,结好果子的教会。

“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吴耀宗先生曾对如何“自传”有这样的表述:“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基督徒自己的神学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二、从福音的传播看基督教中国化

1984年,丁光训主教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作了“三自为何必要”的演讲,他认为“从公元49年耶路撒冷会议揭开这一问题起,在近2000年间,不论福音传到哪里,一个地方也好,一个部落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三自的问题就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用三自这名词……福音要求人们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信息。这是福音本身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入进来,使人们接受福音更困难。”

“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进来,使人们接受福音更困难”,这是“三自”的意义所在。徒15:1节记载: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说明基督的福音在传向外邦的时候,出现了如何对待摩西所教导的“规条”的问题,也由此引发了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基督徒之间的辩论。彼得和保罗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大多数领袖的认可,彼得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又籍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扼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徒15:7-11)保罗认为犹太基督徒坚持要外邦基督徒遵守的是一种“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扼”,继续坚持是一种对福音的拦阻和对神的试探,不应该再坚持。彼得的总结对福音在外邦的传播发生了里程碑意义的功效。

三、从中国基督教发展历史看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金陵协和神学院的陈泽民牧师认为:“三自”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什么新点子、新花样。“三自”原则是有《圣经》根据的,也是二千年来基督教历史中所有教会所应遵循的一个原则。

     根据史料记载,基督教有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35年),西方称为聂斯托里派(Nestrorianism),在我国则称“景教”,意思为“光明正大”。景教在中国曾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景,但由于存在对佛教的“依附”性,至唐武宗(公元843年)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一同被灭。第二次传入是在元朝(13-14世纪),基督教传入,景教也再次传入中国,统称“也里可温”,意思是“信奉上帝的人”。由于对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和仅在单一民族中传播,也里可温随元朝的灭亡一同消亡。第三次是16-18世纪,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等传入中国,但因在如何对待尊孔祭祖上未能作出调适,天主教发展逐渐消沉。第四次传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再次传入,基督教第一次传入。由于存在对西方霸权的依附特性,基督教被人视之为“洋教”,西方传教士被看作与“鸦片”相当的祸之根源,“基督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教会团体、受洗信徒都有较大的增长。但其情景仍处于两难的境地,这些受洗的信徒中真正信仰耶稣基督的仅是少数,一位曾跟随西方传教士多年的中国信徒回忆说:“我见南北各省,虽已有若干人入教,而事实上真正信教的不知有几个,我说这话也许中外传教士俱各不服,但如果不是我在教会中阅历多年,也不敢出此狂言”。美国著名史学家赖得烈也印证说:“条约不仅使传教士,而且也使中国信徒归于外国权利的保护之下,这就给入教的人一定的保障,对增加教会人数来说,起了刺激作用”。英国著名教会史家怀特也说:“一切传教士都从鸦片战争和随着中国失败而签订的诸约和法令中,获得了利益和好处”。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景况就如诚静怡牧师所说的成为了“不是受人们热烈欢迎,便是受人们强烈痛恶的宗教。”

如何评价西方差会的对华宣教事工,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见。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曾说过“我们在中国,不是为了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不是仅仅为了增进文明,而是为了和黑暗势力战斗,拯人于罪孽和为基督征服中国。” “为基督征服中国”是所有在华传教士的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方法上却存在差异。

以戴德生为代表的基要派背景的传教士对传教工作充满激情,有紧迫的使命感,就如戴德生所说“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因为他们正死去……在中国,无数个灵魂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坠入黑暗之中。每天、每周、每月他们都在死去!在中国,每个月都有100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情况下死去!”而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llen,1836-190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为代表的自由派传教士认为从事翻译、教育、医药和办报工作比直接宣教更有效,应当通过传播西方文明和基督福音来影响中国士绅、官僚,排除各种障碍,实现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根本改造,实现中国的基督化。李提摩太担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自然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多次向总理衙门赠送书籍,企望影响上层人物,其中的《万国公报》被人们称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最成功的媒介”。美国传教士、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直言“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使者,而且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西方差会在中国兴办医疗、慈善、教育事业,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制度,培育了一大批人才,但也留下了文化侵略的烙印。有学者评价他们“既扮演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吹鼓手和帮凶的可耻角色,同时又不自觉地担负起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重任。”

这两种传教策略的指导思想都是“以耶代儒”,选择只有“耶稣”或“孔子”。传教士们希望通过开创的文字、教育、医药、设堂宣教等传教方式介绍西方基督教文明,借以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并达到使中国人皈依基督的目的。对此,中国知识界人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冲突。”

《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耻辱,以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运动、五四运动等所带来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基督徒的危机意识,他们开始反思,并撰文作出了回应,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进行改革,必须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基督教。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与会的中国教牧强烈要求教会改革,并提出了建设本色化的中国基督教的要求。刘廷芳以《中国的基督教会》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经百年的历史,中国教会已建立6,391处教堂,信徒345,852人,中国职员达24,732人,应自觉负起责任,不能再由西教士代谋……中国的基督教会是中华国民自有、自治、自主的教会,是真正能服务国民,重生社会,他的组织,他的计划,当本诸中华民族精神,当合中华民族的心理,一方面当整理辉光固有的国故,一方面当吸收世界文明。”

许多爱国的基督徒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中,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主张;发表“革新宣言”,要求教会独立,成立自立教会。这一时期的口号是:“本色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所努力的就如诚静怡先生所说:“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负担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文化,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

西方差会组织在这一背景的压力下,改组在华教会联合组织,如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会”;信义宗各差会联合组成“中华信义会”等等。但这些“更名”,甚至“移交”,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中国教会的性质,教会治理和经济上的权利仍掌握在外国差会的手中,中国教会团体基本上仍是“洋教机构”,华人教牧也只是教会事工中的点缀,中国基督教仍是传教差会地图上的一个点。

四、神学思想建设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

 “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中国教会在发展中,由中国教会的先辈对教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不但得到中国教会广大教牧、弟兄姊妹的认同,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在2001年召开的中央宗教工作会议上,宗教工作方针由原来的三句话,变成四句话,增加的这句话就是“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在解决“什么人传”的问题之后,“传什么”的问题的解决成为了中国教会各项事工之中的重中之重的工作。而神学思想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传什么”的问题,就是对“教会所宣讲的信息、所诠释的教规教义应该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具体实践。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1996年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六次会议上提出了“为了办好教会,要加强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建设”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丁光训主教提出的“基督教应该是一个讲伦理的宗教……基督教应该高举善,要很清楚地分清善恶,分清是非”的观点得到了与会教牧的认同。

在这样的共识之下,在1998年的“济南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认为开展神学思想有利于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利于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决议”活跃了教牧同工的神学思考,全国基督教两会和各省市教会组织积极开展神学思想的讨论,全国基督教两会成立“神学思想建设推进小组”,将神学思想建设作为教会重中之重的教会事工加以推进。

教会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世上的延续,中国教会应该在“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路2:52)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教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国教会在“身量”上成长很迅速,但在“智慧”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方面并没有跟上“身量”的成长,好像一个心智不太健全的人,肢体比较发达,头脑相对简单。时任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在庆祝三自50周年的大会上所讲“加强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积极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基督教自身发展的需要”的话得到了教牧同工的认同。

五、“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出更加明晰了中国基督徒努力的方向

  (一)、政府领导有关中国宗教中国化的讲话

2013年9月7-12日,在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国宗领导在讲话中指出:“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近代以来,基督教界有识之士为了洗刷‘洋教’烙印,一直在追逐中国教会的自立梦想。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教会才真正走上三自爱国道路,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办的宗教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巩固和深化了‘三自’原则,在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抓住历史性机遇,从更深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进程。”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制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在2016年召开的中央宗教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以“中国化”来构建更加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支持宗教界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领袖人才。

19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为什么要“中国化”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晓峰教授在“基督教为什么要中国化”一文中提出了三点理由,认为普世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无论是思想、风尚,包括各种“主义”、“信仰”都有其产生、存在、发展的特定背景,基督教的普世性是建立在其特殊性,即本土化之上的,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即基督教的“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基督教在华立足、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然、本有之过程;基督教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是为了其良性的存在、和谐的存在。

    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雷丽华女士认为基督教中国化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仍面临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间的张力与难题。从总体认识上说,仍然是“基督教在中国”,仍未达到“中国基督教”的境界。基督教仍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教会内也有人将中国文化视之为“异教文化”,把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异己文化”。王作安先生也认为“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里的一员,但要真正实现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达道水乳交融的地步,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丁光训主教认为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只要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期望人们承认耶稣基督为普世的绝对的主。

吴耀宗先生认为,所谓自传,不只是“什么人去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若要真的“自传”,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自己去发掘基督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样我们才能把耶稣的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是三自原则的核心内容,从总体上而言,中国教会已经实现了“三自”,但基督教内、外部现实环境并不乐观,仍有人认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东西”,还没有真正做到“把耶稣福音的真精神表现在新中国的环境里”。

(三)、何为“中国化”的中国基督教

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先生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出路”一文中认为,“中国化”是指外来宗教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保持自身独特价值核心的前提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融会,或作适当的变通,或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加以改造,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的趋势和倾向,从而使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发源地有所不同,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应该是一个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社会之中,带有中华传统民族色彩的基督教,在教义阐释、教会体制、神学思想等层面都具有其“中国”的元素。

2015年9月,傅先伟主席在“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开幕讲话中认为,基督教中国化就是中国教会以圣经为依据,持守基本信仰,继承大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在信仰和社会实践中,扎根扎根文化沃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境中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教会应当高举圣经权威,持守信经所表达的基本信仰,借鉴普世教会的信仰实践、灵性经验和神学遗产,吸收中国文化养分,以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表达信仰,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应当坚持三自爱国原则,深化神学思想建设,巩固联合礼拜成果,坚持教会合一方向,建设一个合一的、既有地方特点又具有普世性的中国教会;应当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自觉融入社会,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按我的理解,傅先伟主席所描述的“中国化”了中国教会应该是一个具有显著的基督教会特性,又有中国“元素”的,被中国人民和中国基督徒所需爱的基督教会。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

有人提出“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即中国基督化。这种思想受到了一些对我持敌对思想的人的极端吹捧,一些信仰“单纯”的人也认为用基督教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是一件美事。但从初期教会直至今天,在教会建设的实践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从没有发生过“某地基督化”情况。

其实,基督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一个新命题,而是一个过去一直在进行的事工。两千多年来,基督教传到世界任何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就会发生一个本地化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会既具有普世性又具有地方性的原因。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种“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基督教传到中国后,基督徒中一些有识之士积极致力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而不是建立其它国家差会组织在中国的教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叶的自立运动以及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都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种努力和实践,而九十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基督徒在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所以,二十世纪上叶的自立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三自运动及九十年代的神学思想建设,都与基督教中国化相关联。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丁光训主教就曾多次向普世教会宣告说,就教会而论,注重体现教会的中国特色,三自就是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他说:“我们三十年来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教会中国化。对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来说,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

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经历,更突显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迫切性与重要性,正如卓新平教授所指出的:“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原本外来的宗教在华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使其在华发展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心。例如,这种中国化做得比较成功的佛教在历史上就曾经历了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从而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对基督教而言,这两重意义上的中国化都是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形势下还特别急需尽早实现并体现出来。基督教在华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已经融入到中国社会、文化等方面,但其融入‘度’并不令人满意。” 

(五)、基督教中国化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学界对“宗教中国化”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性命题进行了许多探讨和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周云教授认为,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内涵,应该从政治、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去认识。一是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法律认同。二是文化层面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三是在社会层面,宗教要通过公益慈善事业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唐晓峰先生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融会贯通、良性互动为实际目标的理论探讨、宗教管理、信仰实践等诸方面的探索及努力。它需要基督徒及其团体、宗教工作者、宗教学者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的共同参与。”

在丁光训主教的讲话中,常常把三自爱国运动等同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在“三自为何必要”一文中,认为三自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运动,就教会而论,三自不过主张教会的中国化,主张它发展中国的特点。他还说:“基督教要在新中国存在下去,并为主作出见证来,光靠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还不够,还必须同中国人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从一个洋的宗教变为中国自己的宗教。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运动,它提倡中国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国事业。在教会方面,它主张真正的自治、自养、自传,主张教会的独立自主,由中国信徒自己来办。”

如何看待文化的融合?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莫陈泳恩教授认为“如果福音总要有文化作为载体的话,那么每当福音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领域时,就需要重新经历包装的过程,以致能在该文化体系内植根结果……神的启示由希伯来文化为始,就充满着东方色彩,包含许多东方价值,如孝道、亲情、好客、敬老、尊重大地等等,很容易与中国传统的天地人感通思想融合……本色化的过程,能让教会从圣经的启示去检视自己的文化,确立原生文化美善的一面,能相信福音但无须摒弃自己的根源。惟有懂得欣赏和爱护原生文化,我们才能进一步对自己的文化作出批判和改革,福音才能真正影响周围的社群。”

六、结语

汪维藩教授认为,《圣经》不但是指导基督徒信仰和行为的具有权威性的宗教经典,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产物和结晶,同时还不断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子,这也是产生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混同的问题根源之一。在早期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中,吴雷川等人就认为基督教有许多真理,都可以在儒家思想里找到影子,因为各种真理同归一源,这就是真理的普遍性;基督教文化不是西方的特产,基督教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融合的产物,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体系,它完全可以容纳东方的文明。

莫陈泳恩教授在《教会在世践行上帝的使命》一书中介绍了马来西亚神学家翁华(Hwa Yung)对本色神学的解释:(1)要有社会和政治向度,回应社会问题;(2)要有助教会的布道和牧养事工;(3)要与本土文化相融;(4)要忠于基督教传统。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爱国、爱耶和华独一真神的具体实践,“三自原则”是神给予中国教会的恩典。在“三自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基督教在融入中国社会和本土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去回应这四个问题,方能在中国基督徒自主自办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教会中去显示中国教会应本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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